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蜀后主景耀六年(263)

未知 2019-04-12 05:06

  魏晋南北朝时期,不同政权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,发动过的战争难以计数,于是产生了大量的论战文章。

  谯周劝后主刘禅降魏一事,成了后代史论家评价其人品的重要依据。如王夫之就对谯周劝降行为进行了强烈抨击,其《读通鉴论》曰:“国尚可存,君尚立乎其位,为异说以解散人心,而后终之以降,处心积虑,唯恐刘宗之不灭,憯矣哉!读周《仇国论》而不恨焉者,非人臣也。”而就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,投降曹魏,对蜀汉统治阶级是时势使然的不得已的痛苦抉择;而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益州人民来说,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束。正如陈寿评价的那样:“刘氏无虞,一邦蒙赖,周之谋也。”(《三国志》卷四十二)谯周劝降,反映了汉魏之际人们地域观念的转变,原本有着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取向的各州郡名士,开始超越州郡地域集团利益的局限,在地域观念上走向了更大范围的融合。

  这些劝降的依据固然是当时战争形势发展使然,如曹操入荆州前蒯越劝迎、赤壁之战前吴张昭劝迎曹操、曹魏平蜀战争时蜀谯周劝降后主刘禅等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劝降的人物,同时也蕴含着更为融通的地域观念。

  蜀后主景耀六年(263),魏大将军司马昭派钟会、邓艾统领大军十八万人分道伐蜀。钟会由斜谷入汉中,姜维退守剑阁。邓艾以奇军袭杀诸葛瞻于绵竹,直逼成都。刘禅急召群臣会商。当时强兵压城,在胜利无望、逃无归所的情况下,谯周提出降魏的主张。其《谏后主南行疏》曰:“愿陛下早为之图,可获爵土;若遂适南,势穷乃服,其祸必深。易曰:‘亢之为言,知得而不知丧,知存而不知亡;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,其惟圣人乎!’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。故尧、舜以子不善,知天有授,而求授人;子虽不肖,祸尚未萌,而迎授与人,况祸以至乎!故微子以殷王之昆,面缚衔璧而归武王,岂所乐哉,不得已也。”(《三国志·卷四十二》)